來源：李迅雷金融與投資

(資料圖片)

當前，地方債的規(guī)模和地方政府的償債能力已經越來越被關注。地方債包括地方一般債、專項債和包括城投債在內的各種隱形債，其規(guī)模究竟有多大，尚有爭議，但增長迅猛。包括銀行、保險、基金等在內的機構投資者是地方債的主要持有者，他們普遍擔心的還是城投債務、非標等地方政府隱形債風險。例如，近期貴州省政府發(fā)展研究中心提出，“化債工作推進異常艱難，僅依靠自身能力已無法得到有效解決。”本文就當前大家關注的地方債務問題提出四點辯證思考。

地方債規(guī)模過大

中央債規(guī)模過低

自1994年實行分稅制財政體制以來，中央財政的收入確定性增強，地方財政收支壓力普遍加大，尤其在過去三年的疫情中，地方財政入不敷出現(xiàn)象比較普遍。10年前，學術界有關中央和地方之間的財權和事權不匹配的討論較多，普遍的觀點是要么增加地方的財權，要么讓地方政府承擔的事權減少。但隨著2000年后房地產行業(yè)進入繁榮階段，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讓金收入節(jié)節(jié)上升，其財政支出壓力并不大。而地方政府真正開始感受到債務壓力是從2010年以后開始的，因為2010年后經濟增速持續(xù)下行。

在房地產投資為主導的經濟增長模式中，地方政府對于土地開發(fā)、基礎設施投資和擴大地方建設規(guī)模的熱情空前高漲，使得土地財政創(chuàng)造性地衍生出一套以土地為信用基礎的模式，支撐了地方經濟的發(fā)展。

但是，沒有一種盈利模式可以一勞永逸。2022年中國人口負增長和城鎮(zhèn)化進程的放緩，都說明房地產已經進入了下行周期。相應地，人口和房地產進入下行周期意味著土地財政將難以延續(xù)，2022年地方政府土地出讓金收入與前一年相比下降近2萬億元。

2022年地方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出現(xiàn)下滑

來源：中國政府網，中泰證券研究所

2015年地方政府專項債開始發(fā)行，·從此地方債務快速增長。專項債一般通過相應的專項收入或政府基金償還。但由于專項債增速過快，土地出讓金收入的增長遠遠跟不上專項債的增速，導致地方債務余額大幅增長。

2015年以來全國地方債務持續(xù)擴張

來源：Wind， 中泰證券研究所

例如，2022年末，全國一般債務余額14.39萬億元，專項債務余額20.67萬億元，合計35萬億元左右，相較2015年分別增長55％和276％。2019年以來，同比增速維持在15％以上，大約是實際GDP增速的3倍左右。

很顯然，這種債務增長模式已經超出了地方政府的可承受范圍。因此，今后勢必會抑制地方債務的快速增長。也就是說，逆周期財政政策的力度或要減小，這意味著今后不太可能出臺大力度的刺激政策，經濟增速將更加接近于沒有刺激下的潛在增速。但即便如此，地方債如何處置問題依然是繞不過去的坎。

因此，在土地財政縮水的背景下，地方政府的財權與事權不匹配問題又凸顯出來。國際比較發(fā)現(xiàn)在政府的債務結構中，大部分國家都是中央政府的債務占比遠超地方政府。

政府杠桿率的國別比較

來源：Wind， 中泰證券研究所

從上圖可知，中國政府的杠桿率水平大約在100％左右，并不算高。相比美國的145％，日本的260％，明顯要低，而且也低于意大利、加拿大、法國和英國。但中國的地方債（含隱形地方債）占GDP的比例高達74％，應該是全球最高的。而美國只有28.8％，日本為36.6％，德國為20.9％，法國為9.4％。同時，比較主要經濟體中央政府的杠桿率水平，中國幾乎是最低的。反過來看，地方政府的杠桿率，中國是最高的。

可見，在我國政府杠桿率水平并不算高的前提下，我國地方政府的杠桿率水平確實夠高了。需要調整中央和地方之間債務余額的比例關系。即今后應加大中央政府的發(fā)債規(guī)模，為地方經濟減負。

打破剛兌還是

維持“城投債信仰”？

城投債是指城投企業(yè)公開發(fā)行的公司債券和中期票據(jù)。按照新預算法、“43號文”出臺明確城投債與地方政府信用脫鉤，城投公司定位由地方政府投融資機構轉變?yōu)槭袌龌\營主體，地方政府不再對城投債兜底。但實際上市場仍然把城投債看作由地方政府背書的高信用等級債券。

因此城投公司通常都是地方政府下設的投融資機構，很難完全獨立成為與政府無關的純市場化的企業(yè)。城投的債務主要包括向銀行借款和發(fā)行債券融資這兩種方式，以前一種方式為主，但后一種債權融資的規(guī)模也不小，到2022年末，余額估計在13萬億元以上。

總體看，2011年以來，全國城投有息債務快速擴張，每年增速均保持在10％以上，到2022年末，全國城投有息債務為54.1萬億元，相較2011年的6.4萬億元增長了7倍以上。

城投平臺發(fā)債余額的增長

來源：Wind， 中泰證券研究所

因此，城投平臺實際上已經成為地方債務的主要體現(xiàn)形式，規(guī)模明顯超過地方政府的一般債和專項債之和。城投平臺中，如今，城投平臺的債券余額大約為13.8萬億元，迄今并無違約案例，說明城投債仍屬于地方政府背書的高等級信用債。但是，城投平臺的非標違約情況時有發(fā)生，銀行貸款展期、調整還貸方式的也比較多。

當前市場對地方政府債務增長和財政收入增速下降甚至負增長的現(xiàn)象普遍擔心，尤其對財力偏弱的東北、中西部省份，城投債的收益率普遍高于東部發(fā)達省市。2022年13個省土地出讓金對政府債務利息覆蓋程度不足100％（2021年只有5個），扣除城投拿地之后，捉襟見肘的情況更加明顯。

河南的永煤債違約之后，對河南省乃至全國的信用債市場都造成負面沖擊，信用分層現(xiàn)象加劇，部分經濟偏弱區(qū)域被邊緣化。例如青海、云南和天津等近幾年融資成本仍在上升；黑龍江、貴州2017-2019年融資成本大幅上升，雖然2020年以來融資成本有所下降，但整體降幅相較全國更小。遼寧、廣西、吉林、重慶、陜西、寧夏和甘肅2020年以來城投債加權平均票面利率降幅也明顯不如全國。

當前在經濟復蘇不及預期的背景下，投資者的風險偏好明顯下降。為此，地方政府應該確保城投債的按時兌付。因為違約不僅不能解決債務問題，反而會惡化區(qū)域信用環(huán)境，導致地方國企融資難、融資貴。從未來區(qū)域經濟發(fā)展的角度看，政府部門仍需要持續(xù)舉債來實現(xiàn)經濟平穩(wěn)增長，需要保持政府信用，不能輕易違約。

因此，當前迫切需要增強城投債權人的持有信心，首先要確保城投債不違約，這就意味著城投公司能夠具備低成本的借新還舊能力。

中央提出“誰家的孩子誰家抱”，意味著對地方債不兜底，但建議給予困難省份一定的“托底”支持，即在政策上大力度支持地方政府“化債”，如幫助地方政府（如城投公司的借新還舊）降低債務成本、拉長債務期限（非債券類債務展期，如遵義道橋實踐銀行貸款展期），通過政策性銀行或商業(yè)銀行的低息資金來降低債務成本，讓債務更加容易滾續(xù)。

此外，對于地方政府可否通過出讓國有資產來償債方面，也希望中央給予政策上的支持。因為今年3月1日，國資委在對政協(xié)十三屆全國委員會第五次會議第00503號提案的答復中表示，將適時出臺制度規(guī)定及操作細則，探索國有權益份額規(guī)范化退出的有效方式和途徑，充分發(fā)揮有限合伙企業(yè)的優(yōu)勢，助力國有企業(yè)創(chuàng)新發(fā)展。

通過出讓國有企業(yè)股權獲得收入償還債務，典型案例為“茅臺化債”：2019年12月、2020年12月茅臺集團兩次公告無償劃轉上市公司共計1億股股份（合計占貴州茅臺總股本8％，按當時市價計量市值約為1600億元）至貴州國資。

在當前中國經濟轉型的關鍵階段，維護地方政府的信用，防范區(qū)域性金融風險顯得尤為重要，故在城投公司還沒有與政府部門完全“脫鉤”之前，城投債的“信仰”仍需要保持。

高質量發(fā)展：

與政府加杠桿是否矛盾？

從國際比較看，我國宏觀杠桿率水平確實不低。按國家金融與發(fā)展實驗室的統(tǒng)計，2021年為263.8％，接近發(fā)達國家平均水平。

全球主要經濟體杠桿率（％，2021年）

來源：WIND，中泰證券研究所

為何我國的宏觀杠桿率水平會比發(fā)展國家高呢？原因是中國經濟在1978年以前有過較長一段時間的“耽誤”，導致如今的“未富先老”；而日本、韓國和其他西方發(fā)達經濟體，它們在二戰(zhàn)或朝鮮戰(zhàn)爭結束之后都發(fā)展順暢，實現(xiàn)了“未老先富”。2022年，我國總人口出現(xiàn)負增長，同時也進入了加速老齡化階段，即老齡化的速率快于發(fā)達國家。

因此，要發(fā)展成為現(xiàn)代化強國，還得加大投入力度，這就需要進一步提升宏觀杠桿率。但是，我國與西方國家相比，企業(yè)部門的杠桿率水平顯然過高，達到154％（含城投公司等債務），故繼續(xù)加杠桿的空間并不大。

中國各部門杠桿率（國家資產負債表研究中心口徑）

來源：WIND，中泰證券研究所

2021年居民部門的杠桿率達到62％，基本與發(fā)達國家接近。而且，由于我國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偏低，如2022年一季度中國家庭部門的債務余額/可支配收入為141.8％，可支配收入用于還本付息的比例為15.7％，都高于美、英、德、法、日等發(fā)達國家。

我國居民部門償債壓力明顯高于其他國家

來源：WIND，中泰證券研究所

正是因為居民部門的償債壓力過大，故從2022年以來，居民的長期貸款增速明顯下降，居民存款大幅上升，即所謂的“超額存款”，2022年多增了近8萬億元，實際上可以看成是居民部門的縮表。同樣，我國民企的投資近年來呈現(xiàn)極低增長，也意味著民企部門在縮表。

據(jù)麥肯錫估算，中國的全社會凈資產從2000年的約7萬億美元飆升至2020年的120萬億美元，總量是20年前的17倍多。同期美國只增長一倍多，達到90萬億美元。我國的資產增長如此之快，與房地產和基建投資的大擴容密不可分。今后，在企業(yè)和居民部門存在“縮表”的可能性下，我國可能將面臨資產的“縮水”壓力。

因此，今后唯有政府部門仍具有繼續(xù)加杠桿的空間。畢竟從國際比較看，我國政府部門的寬口徑杠桿率水平并不高。而且，我國的體制與歐美日等西方國家有顯著不同，即國有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的占比非常高，僅國有企業(yè)總資產就超過300萬億元。此外，土地、森林、礦產、水資源等的大部分都是國有的，如果各國都把國有資產總值作為政府部門杠桿率的分母，則中國的杠桿率水平將大大低于西方國家。

如前所述，從宏觀杠桿率結構的國際比較看，我國政府部門杠桿率的水平明顯偏低，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推動力將更多來自政府部門的舉債，尤其來自中央政府的杠桿率提升。既然政府在未來經濟增長中的作用會更加重要，那么，對中國經濟結構的優(yōu)化和高質量增長，政府同樣可以起到積極作用。

當前“預期轉弱”的背景下，尤其需要中央政府投入“啟動資金”，帶動經濟全面回升和居民消費的擴大，確保雙循環(huán)的暢通。

促投資與促消費：

現(xiàn)階段政府支出應向哪邊傾斜？

預期今后全球經濟將步入高震蕩、低增長階段，則出口增速也會隨之下行，故擴內需的重要性毋容置疑，內需包括消費和投資。

從我國地方政府的債務結構看，一般債的占比很小，只有14萬億元多一點，而專項債加上城投平臺債務的規(guī)模就超過80萬億元了，而且后者主要用于基礎設施投資。但隨著基礎設施的規(guī)模擴大，其邊際效應也隨之下降。如城投平臺投入資本回報率（ROIC）的中位數(shù)從2011年的3.1％降至2021年的1.3％。

關于是否存在基建投資的超前問題，一直有爭議。但某些領域的“基建超前”，還是比較顯見的。例如，我國的乘用車銷量已經位居全球第一，對應地，我國不斷增加公路的總里程。目前中國汽車的保有量超過3億輛，同時也超過了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因此高速公路總里程超過美國也是合理的。但問題在于，超過多少是合適的呢？從2020年的數(shù)據(jù)看，我國每公里對應的汽車保有量為1422輛，美國為1830輛，顯然，我國高速公路上跑的車比美國少，也意味著高速公路可能修多了。

我國高速公路總里程全球第一

來源： WIND ，中泰證券研究所

如果進一步對比日本等國，發(fā)現(xiàn)日本高速公路每公里對應的汽車保有量竟然達到7000多輛，所以，今后我國是否應該少修建新的高速公路？以貴州高速為例，貴州的高速公路總里程到2022年末，已經達到8331公里，作為全球第三大經濟體的日本，高速公路總里程只有7800公里。但貴州2022年的GDP總量不足日本的十五分之一。

當前貴州已經面臨嚴峻的化債壓力，顯然不能再大力舉債搞基建了。對于全國而言，目前也面臨需求收縮和預期轉弱等壓力，為此，通過舉債方式擴大財政支出方面，應該以問題為導向，以如何提質增效為目標，優(yōu)化支出結構。

例如，當用于基建投資的支出，其乘數(shù)效應（假設乘數(shù)為1.5）明顯低于促消費的支出（假設乘數(shù)為3）時，是否可以把用于促消費的支出超過用于基建投資的支出？一般估計如果發(fā)1千億元消費券，大約可以產生3千億元左右的消費額。如果中央財政層面向占我國人口60％的中低收入家庭定向發(fā)放消費券，那么，不僅可以通過消費來帶動投資，還可以通過投資來帶動就業(yè)，更能夠改變預期，讓預期轉強。

4月份民間投資出現(xiàn)負增長，年輕人失業(yè)率也超過20％，如果按照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關于“把恢復消費和擴大消費放在首要位置”的要求，需要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如發(fā)行消費券、提高老百姓基本養(yǎng)老金的支付額，減輕消費者的后顧之憂，才能提升消費對GDP的貢獻比例。

來源：券商研報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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