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巽培自藏“退堂”字一幅一今年5月末，受上海師大中文系同行的邀約，去主持八位語言學專業(yè)同學的碩士學位論文答辯。午間餐敘之際，同門王兄弘治說起，已過杖鄉(xiāng)之年的“大”師兄林巽培，近日已經(jīng)遠赴加拿大多倫多，正式過上了歸隱生活。

回想當年，包括筆者在內(nèi)的滬上幾位青年學子，如復旦大學董建交、上海師大王弘治、上海外國語大學郭麗、華東政法大學畢謙琦等，以及日本京都大學野原將揮、新加坡國立大學沈瑞清、南京師大吳波、揚州大學馬德強幾位，都曾在滬求學，并以音韻學為主業(yè)。對我們這代人而言，巽培兄在年齡上可以算作父輩，但或多或少地，都一起度過了幾年甚或十幾年的難忘歲月。而今諸友各奔前程、各自忙碌久矣，巽培兄也已離滬去國，雖不至于“交游阻絕，疑惑之所，質(zhì)問無從”（陸法言《切韻·序》），只是對于吾輩而言，多少還是有些“曲終人散的落寞”。

林兄巽培原籍廣東臺山，1958年出生于香港。早年考入臺灣省臺北市陽明山上的文化學院（后更名為文化大學）海洋系，次年轉(zhuǎn)專業(yè)，改投中國文學系?！度A夏導報》是當時該校的?？?，1980年6月6日的該報第二版刊登了“1980年度轉(zhuǎn)系錄取名單”，其中巽培兄的名字位列“中國文學系文學組二年級”。本科畢業(yè)之后返港，旋入珠海書院中國文學研究所攻讀碩士學位。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香港珠海書院為私立性質(zhì)，最初創(chuàng)立于廣州（舊稱珠海大學），后遷港辦學。1956年，在當時香港政府的倡議下，本打算與錢穆先生等創(chuàng)辦的新亞書院等在港的八所私立大學一起，組建新的中文大學。但珠海書院因故退出，繼續(xù)獨立辦學。

說到珠海書院，不得不提到的一位著名學者，是原籍廣東興寧的羅香林先生（1906-1978）。1951年至1968年，羅先生執(zhí)教香港大學，曾任港大中文系系主任、東方文化研究院院長等職。此后退而不休，又為珠海書院創(chuàng)辦中國文史研究所（后來文學、歷史專業(yè)分開，又各自成立研究所），并兼任該所所長及文學院院長。羅先生以《客家研究導論》《客家源流考》等著作名重學林，然其學術(shù)領(lǐng)域，實際上非常廣博。細分言之，包括香港史地、嶺南史地及氏族史、客家學、語言學與歷法學、宗教史與哲學、中外交通及華僑史、族譜學、中國史等（馬楚堅《羅香林先生對漢學橋梁之筑導及其麗澤》，載《羅香林論學書札》，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620-667頁）。

巽培兄的碩士畢業(yè)論文為《漢簡〈倉頡篇〉研究》（1987年），全文共四百六十頁，指導教授為李伯鳴。陳炳權(quán)《大學教育五十年》（香港南天書業(yè)公司，1970年，759頁）對李伯鳴的介紹如下：“國立師范大學文學士，曾任中山日報社長、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痹贀?jù)鮑紹霖等主編《北學南移——港臺文史哲溯源》（臺灣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后期，香港能仁書院及研究所的師資有羅時憲、吳汝鈞、李潤生、葉龍、蕭輝楷、王韶生、陳直夫、李伯鳴、梁瑞明、鐘應梅、林蓮仙等。1980年出版的《珠海學報》第11期為“羅故教授香林紀念論文專號”，亦有李伯鳴所撰《近十年來羅（香林）先生有關(guān)語言學研究的貢獻》一文。除此之外，李氏所撰《書評：林蓮仙〈潮讀反切音標兩用正音表〉》（《珠海學報》1979年第10期）等文，皆與傳統(tǒng)語言文字學有關(guān)，也曾指導《從甲骨文中研究殷人之上帝觀》（劉光中，1986年碩士論文）、《粵語詞匯探索》（何文華，1983年博士論文）等研究生論文。

巽培兄碩士畢業(yè)后，在其學位論文基礎(chǔ)上，相繼發(fā)表了《從漢簡倉頡篇論〈漢志〉〈急就〉正字問題》（《書目季刊》1989年第2期）、《漢簡倉頡篇研究導論（上）》（《簡牘學報》1992年第14期）諸文。迄今為止，仍是探研《倉頡篇》的學者繞不開的兩種重要文獻。如安徽阜陽漢簡《倉頡篇》所見“巴蜀筡朾”一句，巽培兄在《正字問題》一文提出簡本“朾”為“打”之正字，引起學界注意。近出《簡帛文獻語言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249-250頁）就此曾有一番詳細的討論，指出“簡本《蒼頡篇》之‘朾’字似與‘打’之俗字‘揨’等有一定關(guān)系。當然，由于簡本《蒼頡篇》語境不明，簡文究竟應該如何解釋，是否即為‘打’字之義，還有待于進一步研究”。

1988年7月16日，饒宗頤先生致函沈建華，說及“林巽培君昨已見面，長春之會，因同月有古文字與昭明文選兩會，我只寄去論文，都不參加”（《饒宗頤甲骨書札》，中西書局，2017年，93頁）。沈先生在《饒宗頤甲骨書札·編者序》（第2頁）中說：“1988年，經(jīng)胡厚宣、李學勤先生引薦，我作為輔助研究員參加了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松丸道雄先生主持的《甲骨文字字釋綜覽》項目?！辟闩嘈制鋾r也在東京大學，學習藝術(shù)設(shè)計，但并未放棄古文字學的研究，故而與松丸道雄、平山久雄等著名學者皆有過從。饒公在信中所說的長春之會，指的是當年7月在吉林大學召開的“中國古文字研究會成立十周年學術(shù)研討會”。巽培兄也參加了長春會議，并且經(jīng)松丸先生引薦，先自東京轉(zhuǎn)道香港，在7月15日羅香林教授逝世十周年的紀念會上見到了饒宗頤先生。饒公本想讀一讀巽培兄給長春會議提交的論文，但巽培兄該文在會后才得以完稿，以及發(fā)表在《書目季刊》的那篇討論《倉頡篇》《急就章》正字問題的文章。

1991年7月29日至8月2日，為期五天的“中國簡牘學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在甘肅舉行，一百三十余位海內(nèi)外專家云集蘭州，可謂盛況空前。巽培兄以《漢簡中的〈倉頡篇〉》一文參會，所涉材料包括居延簡、敦煌簡、玉門花海簡、新居延簡、阜陽簡等（余直《發(fā)掘新的資料 拓寬研究領(lǐng)域——中國簡牘學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撮述》，《歷史教學》1992年第3期，48頁）。會后往敦煌莫高窟作文化考察，并有幸與著名古文字學家裘錫圭先生同游（之前曾在巽培兄的書房桌上看到擺放著一幅他與裘先生在莫高窟的合照）。其時巽培兄已在臺北“中研院”龔煌城先生等西夏語文學家的影響下，頗有志于從漢字譯音角度考察古代西北方音。對于巽培兄的“心有旁騖”，裘先生頗不以為然，勸勉其應專心做好古文字學。

二

盡管于省吾《釋“雝”、“呂”兼論古韻部東、冬的分合》（《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62年第1期）、李學勤《〈古韻通曉〉簡評》（《中國社會科學》1991年第3期）、周祖謨《漢代竹書與帛書中的通假字與古音的考訂》（《音韻學研究》1984年第1輯）、錢玄《金文通借釋例一》（《南京師大學報（社科版）1986年第2期》）諸文已開風氣之先，但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前，文字與音韻的結(jié)合研究仍屬罕見，巽培兄關(guān)于漢簡《倉頡篇》的碩士論文自然也意不在此。朱德熙先生曾因此感嘆說：“我覺得研究上古音，除了漢藏語比較的資料以外，漢語文獻資料并沒有用完，古文字就是一大宗。我總希望研究上古音的人能注意一下古文字。當然，古文字材料是比較零碎的，拿諧聲字來講，有很古的，也有后起的，但如果細加甄別，有時是可以解決一些問題的?！保?984年10月“上古音學術(shù)討論會”發(fā)言稿）

2015年10月，由樸慧莉（時任職于德國漢堡大學）、程少軒（時任職于復旦大學）兩位青年才俊召集的“古文字與漢語歷史比較音韻學”工作坊在復旦大學召開。王弘治、野原將揮、沈瑞清諸君與筆者都撰寫了文章參會。野原君師從著名漢學家古屋昭弘先生，就讀博士班期間，曾負笈來滬，跟隨潘悟云先生訪學一年，遂與巽培、弘治、建交、瑞清諸兄及筆者常有問學論道之樂趣。后來完成博士論文《戰(zhàn)國出土資料與上古漢語聲母研究》（日本早稻田大學，2016年），在古文字與上古音的結(jié)合研究方面用力最勤。近年來更有《也談來自上古*ST的書母字》（《中國語文》2014年第4期，與秋谷裕幸先生合作）、《“少”字的上古音再考》（日本《中國文學研究》2018年第44期）、《構(gòu)擬上古音Kr-：以〈安大簡〉“?”為例》（《聲韻論叢》2022年第28輯）、“Old Chinese ‘egg’: more evidence for consonant clusters”（《語言暨語言學》2023年第2期）等重要論文發(fā)表。

也正是在這次會議上，當時任教于美國佛羅里達大學的來國龍兄，與筆者、弘治兄晤談合作翻譯白一平、沙加爾《上古漢語新構(gòu)擬》（Old Chinese: A New Reconstruction, 2014）一事。經(jīng)過多年努力，簡體中文版作為“上古漢語研究叢書”之一，于2021年在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繁體中文版則于次年由香港中華書局印行?！缎聵?gòu)擬》是近年來一部關(guān)于漢語上古音研究的專書，甫一出版，頗受海內(nèi)外語言學界關(guān)注。何莫邪（C. Harbsmeier）、D. M. Goldstein、何大安等海外學者都發(fā)表過嚴肅認真、甚至頗為尖銳的書評。瑞清師弟《從出土先秦文字資料看“喻四”的上古分類問題》（《古文字與漢語歷史比較音韻學》，復旦大學出版社，2017年）亦曾用出土文字材料驗證《新構(gòu)擬》所提的喻四（以母）上古音構(gòu)擬方案，發(fā)現(xiàn)所謂*?-、*l-兩類喻四字并非畛域分明。弘治兄《關(guān)于上古漢語*-r韻尾構(gòu)擬的漢語文獻證據(jù)的再檢討》（《中國語文》2019年第2期）則以東漢時期梵漢對音、漢代詩文押韻、出土文獻等材料為據(jù)，證明《新構(gòu)擬》所主張的*-r韻尾，其合理性仍有待驗證。筆者《簡帛老子通假字音韻釋例》（《語言科學》2020年第5期）就具體的聲母、韻母構(gòu)擬，也指出了《新構(gòu)擬》的未善之處。

2001年，林兄巽培以留學生身份，在港參加博士生入學考試，拜投于著名音韻學家潘悟云教授門下。巽培兄這次認真聽取了裘先生的“諄諄教導”，廣涉回鶻文、西夏文、藏文、于闐文的漢字譯音等古代西北方音資料，并側(cè)重以打“殲滅戰(zhàn)”的方式，收集了藏于中、法、俄、德等國家各種版本的外語、民族語里的漢字譯音材料。

2005年9月，筆者開始在復旦大學中文系博士班就讀。由于導師潘悟云先生每周日都在上海師大講授音韻學課，為了方便外校同學過來旁聽，就上下午連著講五個小時。于是，坐輕軌三號線從江灣鎮(zhèn)到宜山路，再轉(zhuǎn)732路公交到師大，便成為筆者博士生階段三年的“常規(guī)節(jié)目”。巽培兄也很享受每周一次到校聽潘先生講音韻學，與弘治、建交、野原、德強諸友和筆者一起坐而論學的樂趣，再加上是在職攻讀學位（巽培兄用以“為稻粱謀”的專業(yè)并非語言學），一點兒都不著急畢業(yè)。于是他雷打不動，每周日端坐在師大語言所教室的最后一排，認真聽課、勤寫筆記。記得前兩年有次因潘先生編輯授課講義的需要，巽培兄拿過來十幾本大十六開的活頁聽課筆記本，真可謂犖犖大觀，非常有用。

也正由于此，巽培兄頗珍惜跟我們這些同門“把茶言（音）韻”的快樂時光，博士論文的寫作堪稱“曠日持久”。潘先生鑒于其選題設(shè)計和資料收集都有諸多可取之處，遂多次催促他盡快完成學位論文的撰寫。在導師的無形壓力下，林兄終于在入學差不多十年后提交了博士論文《回鶻文慈恩傳轉(zhuǎn)寫與漢字音研究》（2012年5月），并順利通過了論文答辯（不巧的是，那時筆者正在美國西雅圖訪學，遂無緣“躬逢盛會”）。在這前后，他也陸續(xù)發(fā)表了《書評：Lexikalische Untersuchungen zur uigurischen XuanZang-Biographie》（《東方語言學》2011年第10輯）、《論十世紀的回鶻文漢字音》（《東方語言學》2012年第11輯）、《回鶻文〈慈恩傳〉的收藏與研究》（《民族語文》2013年第1期）、《回鶻文〈慈恩傳〉漢字音流音韻尾》（《高山流水：鄭張尚芳教授八十壽誕慶祝文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14年）等論文，還制作了“《慈恩傳》回鶻文與漢字對音數(shù)據(jù)庫”，按照“漢字-韻母轉(zhuǎn)寫-聲母轉(zhuǎn)寫-音節(jié)換寫-高本漢中古擬音-字音文獻收藏地點及版本-卷頁行數(shù)”等十余條信息參數(shù)，以Excel表格方式排列。

此前國內(nèi)學者關(guān)注回鶻文漢字音的，僅有聶鴻音《回鶻文〈玄奘傳〉中的漢字古音》（《民族語文》1998年第6期）、阿依達爾·米爾卡馬力《從敦煌出土回鶻文佛教文獻看漢語對回鶻文佛典語言的影響》（新疆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年）、蔣建設(shè)《回鶻-漢對音及宋元回鶻地區(qū)漢語方音的研究》（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8年）等寥寥幾位，海外則有日本學者莊垣內(nèi)正弘、高田時雄、吉田豐、森安孝夫等先生等作過專門或相關(guān)的研究。巽培兄憑借其獨到的學術(shù)眼光，多年來不遺余力，搜購了世界各地出版的各個文種的相關(guān)參考資料。

回鶻文寫本“菩薩大唐三藏法師傳或慈恩傳”（bod?stw sa?to samtso a?ar?-n?ng yor??-?n uq?tmaq atl? ts? ?n ?u?n tigm? kwi nom bitig，即“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簡稱回鶻文《慈恩傳》或《玄奘傳》），1930年前后出土于新疆，后遭商賈割裂售出，由時任中國-瑞典西北科學考察團成員、清華大學教授的袁復禮先生購得部分殘葉，送至當時的北京圖書館。馮家昇先生根據(jù)北圖所藏兩百四十二葉，加上從德國突厥學者葛瑪麗（A. von Gabain，亦名馮·加班）手中追回的八葉（當時學界已知法國巴黎吉美博物館藏有殘卷一百二十三葉，系該館由伯希和介紹購得，馮先生因歷史條件所限，也未能利用之），撰成“考古學?？北N第一號《回鶻文寫本“菩薩大唐三藏法師傳”研究報告》（中國科學院，1953）。

馮先生該書內(nèi)容提要述及，“用回鶻字母寫出來的漢字，早年由繆勒文里知道三五例，1938年葛瑪麗舉出十來個；今次本書的著者則舉出一百多個。這對于研究古代西北方言有很大的幫助”，由此可見回鶻文《慈恩傳》漢字音的學術(shù)價值。僅從該書第七章“本書所見的一些漢字”所提供的字音材料來看，便可一探唐五代后西北方音之究竟，如宕江、曾梗攝失去-ng尾：（大乘）光qoo、梁（帝）lüy?、長（安）?oo、（褚遂）良lo、英（公）i、（褚）令li、庚q?、（大般若）經(jīng)ki、（顯）慶ki、（杜）正（倫）??；例外如：（佛圖）澄?ing、瀛（州）yin。咸深攝保留-m/-p尾：壬z?m、任z?m、（道）琳lim、（慧）立lip等。K. Barat在“Two identical features in the Hexi dialect”（《河西方言的兩項共同特征》，載《敦煌學與中國史研究論集》，甘肅人民出版社，2001年，333-342頁）一文主要論及兩點，一是中古收-t之入聲字河西方言中讀流音尾-r，另一條即是中古陽聲韻-ng尾字失去鼻尾。

馮先生是書第30頁還引及他與舊同事、中國音韻學和辭典編纂學界的大家丁聲樹先生就這批資料釋讀的交換意見，頗有學術(shù)史意義，茲擇引如下：“譬如‘麟德’linti?，我在表上漏掉?收尾，他（引者按：即丁先生）說末尾當有k或者?才對。我趕快回來查原稿，的確是漏寫了?了?！瘛痽ü?的收尾因回鶻文殘葉剝落一半，我不敢斷定是z或?，就寫了兩個字母；丁先生說是?。我趕回去再查，那的確是個??！ⅰ痠我原寫成in，丁先生說恐怕n在這里有問題。我覆查原字正作i。‘發(fā)’wr表原寫為wa，他說唐音‘發(fā)’字是t收尾，此處似當是r收尾。我覆查原字作wr，中間無a?！蕖痽in?ü，丁先生說他例不應當有n；我覆查原字仍為yin?ü。大概因為這個字屢見佛經(jīng)，意為寶石、珍珠，詳古就借用了現(xiàn)成的字?！边@是以音韻學知識詮釋古代非漢語文書的佳例。

馮家昇先生著作封面要知道，葛瑪麗發(fā)表的《〈玄奘傳〉回鶻譯文》（“Die Uigurische übersetzung der Biographie Hüen-tsangs”，1935）和《回鶻文〈玄奘傳〉中的信》（“Briefe der Uigurischen Hüen-tsangs-Biographie”，1938）二文，分別以回鶻文《玄奘傳》第六、七卷所見材料為據(jù)展開。特茲江（S. Tezcan）《Eski Uygurca Hsuan-Usang Biyografisi. X. Bolum（回鶻文〈玄奘傳〉第十卷研究）》（土耳其安卡拉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75年）、耿世民《回鶻文〈玄奘傳〉第七卷研究》（《民族語文》1979年第4期）、黃盛璋《回鶻譯本〈玄奘傳〉殘卷五玄奘回程之地望與對音研究》（《西北史地》1984年第3期）諸文，也只能對十卷本的回鶻文《玄奘傳》作部分地研究。而巽培兄的論文意在“收集分藏三地（引者按：即北圖、巴黎、俄羅斯圣彼得堡東方學研究所）殘本的內(nèi)容，分卷整理文本，分析綴合，統(tǒng)一轉(zhuǎn)寫，整理出一個比較完整的回鶻文慈恩傳的轉(zhuǎn)寫版本”，用約五分之四的篇幅（全文共560頁，第四章“回鶻文《慈恩傳》轉(zhuǎn)寫”在88-552頁），將第一至十卷的回鶻文全部轉(zhuǎn)寫為拉丁文，迄今為止仍是這一領(lǐng)域最全面的文獻資料整理工作。林兄在論文提要里說：“這還只是很膚淺的研究，我們相信，將會有更多的學者根據(jù)本文提供的材料，作出更大的貢獻。從這個意義上說，本研究只是一個鋪墊工作?！辈牧鲜且磺醒芯康那疤崤c基礎(chǔ)，從這一意義上說，這篇博士論文在漢字譯音研究史上應有其地位（該文曾獲2013年度“上海市優(yōu)秀學位論文獎”，實至名歸）。巽培兄博士論文的一個“副產(chǎn)品”，則是由筆者編輯的《日本學者漢字譯音研究論文選》（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一書。猶記差不多十年前，有次我們幾個吃午飯時閑聊，說到域外漢字音的海外研究成績，巽培兄提及日本多位學者在這一領(lǐng)域有著重要貢獻。于是，由巽培兄擬出了一個初步的日文文獻目錄，我們幾個又給了一點參考意見，一周之后，巽培兄便交給我一份手寫在格子稿紙上的目錄。其中就有莊垣內(nèi)氏《文獻研究與語言學：回鶻文漢字音的重構(gòu)與漢文訓讀的可能性》（日本《言語研究》2003年第124期）一文。其他諸如服部四郎、河野六郎、藤堂明保、三根谷徹、西田龍雄、平山久雄、橋本萬太郎、高田時雄等在漢字音方面的代表性研究，大都也是出自巽培兄的建議（有些篇目則是后來采納了遠藤光曉、竹越孝等先生的意見，以及筆者就明清“華夷譯語”的相關(guān)研究而補入的）。可惜的是，該書的集稿、翻譯和編輯花費了較長的時間，再加上因篇幅的限制，有些文章未能選入（比如沼本克明的日本吳音、漢音字音表等）。前些日子筆者赴安徽師范大學文學院作學術(shù)交流，擅長作梵漢對音等域外漢字音研究的儲泰松先生，談及拙編《論文選》漏收了日本學者在粟特文漢字對音方面的重要文章，例如吉田豐“Chinese in Sogdian script”（Tōh(huán)ō Gakuhō，1994年第66期）、“Further remarks on the Sino-Uighur problem”（Annals of Foreign Studies，2000年第45卷）等。筆者聽后亦深以為然，也希望將來有機會再版時將其添入。

國內(nèi)學人若想比較容易地了解吉田先生關(guān)于粟特文的研究成績，則可參看氏著《粟特文考釋》（新疆吐魯番地區(qū)文物局編《吐魯番新出摩尼教文獻研究》，文物出版社，2000年，3-199頁）一文。

三

陳寅恪先生《陳垣敦煌劫余錄序》說：“一時代之學術(shù)，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shù)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于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shù)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保ā督鹈黟^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236頁）陳氏的此番話，是針對當時“敦煌學者，今日世界學術(shù)之新潮流也”有感而發(fā)的。就此意義而言，正如前文所引丁聲樹先生對于馮家昇先生釋讀回鶻文《玄奘傳》過程中的建設(shè)性意見一樣，以歷史音韻學闡釋歷史學、地理學、民族學、人類學等問題，同樣是擺脫閉門造車的一種“預流”。

陳寅恪先生《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序》又說：“凡入居中國之胡人及漢人之染胡化者，兼有本來之胡名及雅譯之漢名。如北朝之宇文泰，《周書》《北史》俱稱其字為黑獺，而《梁書》蘭欽王僧辯侯景諸傳，均目為黑泰，可知‘泰’即胡語‘獺’之對音，亦即‘黑獺’之雅譯漢名，而‘黑獺’則本其胡名，并非其字也。由此推之，胡化漢人高歡，史稱其字為賀六渾。其實‘歡’乃胡語‘渾’之對音，亦即‘賀六渾’之雅譯漢名，而‘賀六渾’則本其胡名，并非其字也。此類之名，胡漢雅俗，雖似兩歧，實出一源，于史事之考證尚無疑滯，可不深論。又如元代統(tǒng)治中國之君主及諸王之名，其中頗有藏文轉(zhuǎn)譯梵名之蒙古對音者，于此雖足以推證其時西番佛教漸染宮廷皇族之勢力，然其事顯明易見，故亦不可詳究也。至于清代史事，則滿文名字之考證，殊與推求事實有關(guān)，治史者不得置而不究。”（《金明館叢稿二編》，242頁）陳氏用實例告訴我們，審音勘同對于魏晉以來史地研究的重要性，而這一工作恐怕也應仰賴于歷史音韻學之積極“預流”。

林兄巽培在音韻學、古文字學、考古學、西域與南海史地、民國學術(shù)史等領(lǐng)域豐富的中、外文藏書，成了我們那一代在上海求學、且醉心于漢語歷史語言學的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們的“專業(yè)圖書館”。巽培兄“立足傳統(tǒng)、放眼世界”的學術(shù)風格，也明顯影響了我們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的學術(shù)理念與學術(shù)取向（比如音韻學之于其他人文學科的“預流”效應）。還記得當年筆者（有時和德強、瑞清諸友一道），經(jīng)常從巽培兄的書房搬回一大摞書，然后走過橫亙在莘莊外環(huán)路上長長的天橋，倒地鐵、再轉(zhuǎn)公交，回到復旦北區(qū)狹小而溫馨的研究生公寓里。而巽培兄不但慷慨借書，還經(jīng)常送書給我們這些愛讀書的小師弟們。筆者記得書架上來自其所贈的各種學術(shù)書籍，便有蔡哲茂《甲骨綴合集》（臺北樂學書局，1999年）、《郭店楚簡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論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李壬癸和土田滋《巴宰族傳說歌謠集》（Pazih Texts and Songs，“中研院”語言所，2002年）、張竹梅《西夏語音研究》（寧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劉淑芬《滅罪與度亡：佛頂尊勝陀羅尼經(jīng)幢之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等等。

林巽培轉(zhuǎn)贈蔡哲茂先生著作題簽宋樓鑰《叔韶弟以退堂洪老詩來寄謝》云：“不受人天供，甘心樂隱居。坐窮千里目，笑擁一樓書。攻媿老無用，退堂閑有余。相望可杭葦，何日訪吾廬。”（《樓鑰集》第二冊，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212頁）如今的巽培兄，不論是從工作狀態(tài)，還是從生活狀態(tài)來說，都無疑是樓鑰所說的“退堂閑有余”了。巽培兄的“退堂”，不能說是標志著一個時代的結(jié)束，但是說他見證了多位以中國音韻學為主業(yè)、迄今為止仍然“在堂”的青年學子的成長歷程，卻一點都不過分。王陽明有詩云：“人生多離別，佳會難再遇”；但同時也說：“嗟我二三子，吾道有真趣?！敝斠源宋?，感恩亦師亦友的林兄巽培多年來在專業(yè)上給予吾輩的勉勵與指教，也以此致敬那一段青蔥熾熱的求學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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